編者按：我國傑出教育家，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新中國金融學科主要奠基人黃達教授因病于2023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為追憶黃達教授，清華經管學院金融系原系主任、“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宋逢明教授在病榻上寫下了這篇紀念文章，同時也回憶了經管學院金融專業的一些創辦往事。

我在去年3月做了第二次癌症切除手術，這次是結腸癌，上次是15年前的腎癌。而且，兩個月前又患上了帶狀疱疹，其後遺症的神經末梢痛發作得非常厲害，整日在床上輾轉反側。。忽然間聽聞我極為尊敬的黃達老師仙逝，悲哀之下，不禁百感交集。盡管身上疼痛不已，還是想寫一點文字以志紀念。

記得最後一次見到黃老師時，他對我說：“我和你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關系。”是什麼樣的特殊關系？他沒有解釋。記得有一次聚會時（應該是慶祝黃老師80壽辰），在場的多是黃老師的弟子，我說：“我無幸拜入黃老師門下”，他說：“有一種弟子叫私淑弟子。”私淑弟子是未正式受教而執弟子禮的。如果黃老師認我為私淑弟子，我是很高興的，因為既不背棄原來的師門，又能被金融學掌門大師所接受。于是，我就觍顔以黃老師的私淑弟子自居了，這應該算是一種特殊關系了吧。

我是“文革”前最後一屆（1965年）考入北大的，學的是計算數學專業。“文革”後在上海交大獲得企業管理的碩士學位（研究方向是運籌學），後來又到清華經管學院師從鄭維敏教授攻讀系統工程博士學位。系統工程是研究系統方法論的，其實踐應用可以是各行各業。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非統計不确定性決策分析，并将其應用于投資決策的風險評估，由此與金融結緣。

一位美國教授看到我發表的論文，對我的研究很感興趣，邀請并資助我去加州大學河濱校區（UC Riverside）做博士後研究。我們合作的關于風險度量的模糊集與随機集關系的研究論文發表在該領域最好的囯際學術期刊上。在美期間，我一邊做研究，一邊去商學院聽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課程。此間，我接觸到了影響我後半生學術生涯的新興學科——金融工程。

我赴美做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金融工程剛誕生不久。金融工程是金融學的工程化發展，是創新性金融産品和流程的設計、開發和實施，是金融/财務問題的創造性解決。所以，對于現代金融的基本任務——通過（動态的）風險管理配置資源，金融工程提供了技術解決的方案。

因為“文革”期間我在一家柴油機廠工作過近10年，從事過機械工程的技術工作，參加過組合機床的設計制造。我發現，金融工程與機械工程同為工程技術，二者在原理上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因此産生了極大的興趣。同時也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事業中，銀行金融業将能從金融工程中獲得創新發展的巨大動力，所以一定要把這一新興學科介紹引入到中國。我除了盡力收集有關這一學科的資料外，還和發起創建這一新興學科的先驅們建立起聯系。當時剛組建的“國際金融工程師協會”的執行主席約翰·馬歇爾（John Massell）教授建議我參加這個協會，還建議我把他的關于金融工程的開山之作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我1995年完成在美國的博士後研究工作後回到清華經管學院參與創辦金融專業，并擔任金融系主任。在辦學的同時，立即着手引進金融工程新學科。1996年初，我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大版面文章《一門新興的工程學科——金融工程》，這是國内第一篇産生全國性影響的介紹金融工程的文章。随即又在《金融研究》雜志上發表首頁專稿論文《金融科學的工程化》，系統地論述金融工程産生的曆史和理論邏輯，以及它的基本内容和意義。同時，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和數學家們一道，發起組織“九五”跨學科重大項目“金融數學、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該項目由我主持其中的“金融工程”課題，後來在結題時被評為“特優”。我還如約翻譯出版了馬歇爾的《金融工程》一書，而後又翻譯了好幾本經典著作。我在金融工程以及相關的金融經濟學領域做了許多研究，出版了獲獎專箸、教材，一共發表了近100篇論文，其中50篇發表在國際和國内的重要學術期刊上。我主講的“金融工程”系列課程被評為國家級暨北京市精品課程。在當時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學會負責人趙海寬老師的支持下，組建了以我為會長的中國金融學會金融工程研究會（後改稱專業委員會）。同時，在清華的辦學基本建成了國内第一家按照國際上商學院規範的現代化金融專業，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學生。有的學生後來出國繼續深造，甚至成長為國際金融學術領域的領軍人物（如芝加哥大學講席教授何治國），而他們一直感激在清華打下的學術理論基礎。

在1996年慶祝黃老師70壽辰暨中國金融發展研讨會上，我第一次接觸了國内的金融學界。帶着美國管理學科（商學院）的金融學教學培養計劃，冒冒失失地一頭闖進了國内的金融學術圈。在此之前，我對國内的金融學科體系所知甚少。出國之前，為了給學生開課，隻是研讀過陳彪如先生的《國際金融概論》，竟然連黃老師的奠基性著作《貨币銀行學》都沒有讀過。後來在美國，倒是在商學院聽過“貨币、銀行和信用”（money, banking and credit）的課程。在這首次接觸中，才發現中美兩國的金融學科體系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這實際上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學科教學思想的碰撞，但我感覺到，以黃老師為首的國内金融學界，對所謂西方的“現代金融學”，總體上是持開放态度的。

所謂國内的“傳統金融學”，主要是講授和研究貨币理論的，貨币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學都是如此。這實際上是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同步的。當時，國内的金融改革剛開始将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分開設立，資本市場則剛剛誕生，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也在起步階段。貨币銀行學所論述的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關系和貨币政策如何調控貨币供給和信用創造，國際金融學所介紹的國際貨币體系，都是當時改革開放所急需的知識。所以，當時國内的金融學科，實際上為國家的金融改革開放起到了理論支撐的作用，同時也為改革開放培養了急需的人才。

而國際上所謂的“現代金融學”的學科項目在美囯是設置在商學院裡的，其内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關注企業價值評估的公司金融，其二是資本市場交易的資産定價。其實這是同一個硬币的兩面：公司的股票和債券（這裡的理論分析是假設公司的負債隻有債券，即負債都證券化了）在市場中交易，所有的股票和債券的交易定價總和不就是對整個公司的價值評估嗎！所以，教學科研的内容關注的是企業和市場，集中在微觀層面。這樣的學科體系和當時國内的金融學科可謂是大相徑庭。

于是在國内金融學界産生了嚴重的質疑：貨币上哪兒去了？是啊，金融學怎麼能不講貨币呢？其實這裡是有誤解的。貨币依然在發揮重要的作用，隻是在理論上用無風險證券來代替了貨币，而無風險（證券的）利率的期限結構是定價基礎：資産定價就是無風險利率加上風險補償。

這樣的金融學科體系實際上反映了囯際金融實踐的發展需求。上世紀中、後葉，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放松金融管制、信貸資産證券化、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大量帶有各類風險且不同風險程度的創新金融産品湧現，品種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缭亂。風險管理成為所有金融機構的第一要務，銀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由經營貨币轉向經營風險。貨币則作為（近似的）無風險金融資産成為利率基準，金融的功能成為在時間和風險兩個維度上配置資源【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默頓（Robert C. Merton）語）】。

恰逢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期權定價公式（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的創立者默頓和舒爾斯（M. Scholes，國内有譯成斯科爾斯的），國内經濟金融學界對衍生工具理論産生了興趣，同時也有很大的疑惑：經濟學獎居然頒發給一個數學公式？國内有部分經濟學家大不以為然。黃老師也有疑惑，他曾當面問我：這個期權定價公式到底講的是什麼意思？我回答他：這個三言兩語講不清楚，我準備寫一篇文章來說明。其實，期權定價公式的發現開啟了動态資産定價理論和連續時間金融學，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意義。

作為一位資深的、嚴謹的金融學家，對于我所介紹的美國的管理學科下（商學院所設置的）的金融學科體系，以及新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國際上經濟金融學科的新動态，黃老師決定親赴美國加以考察。

當時，黃老師具有央行貨币政策委員的身份。美聯儲的一位副主席接待他時介紹說：“我們隻管貨币，不管金融！”這一說法使他非常吃驚，印象極為深刻。貨币和金融居然被分開了！回國後，這件事他說了好幾遍。其實，美聯儲的這一說法是和當時歐美央行把反通脹作為貨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有關。我在訪問美聯儲和加拿大央行時，也親耳聽到他們如此介紹貨币政策目标。這實際上的含義是：當時歐美央行認為，貨币政策能夠管的隻是通貨膨脹風險，至于其他的金融風險，靠貨币政策是管不住的，需要有别的監管手段和監管工具。

所謂“現代金融學”的理論基礎的建立，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美西方經濟金融學家緻力于發展的“金融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應該上溯到上世紀50年代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的創見：可以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一些“基本證券” （Arrow-Debrou），這些基本證券的組合可以“複制”金融市場中任何有價證券（金融工具），其涵義是，證券到期時面臨任何狀況，複制組合和被複制證券二者到期發生的現金流一樣。那麼，被複制證券此時在市場中的定價就和複制組合的價格（所含的所有基本證券的價格之和）相同。如果二者不同，此時就出現無風險的套利機會。一旦出現套利機會，市場上就會立即出現套利操作：賣出價高者（空頭即“做空”）同時買進價低者（多頭即“做多”），由此獲取不承擔風險的利潤，套利的市場力量就會推動定價複位。這樣的定價原理就是“無套利”（No Arbitrage)原理，即金融市場中不存在無風險套利機會的均衡原理。這也是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引入金融市場的結果。

基本證券雖然是一種理論抽象，卻同時具有實際意義。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s）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指出：基本證券可以通過構建一組期權來實現，這也是期權定價理論的重要意義之一。而期權定價，則是采用動态複制的方法獲得的結果。

為了引進金融經濟學，闡述其原理，除了翻譯出版了黃奇輔和李茲森伯格 （R.Litzenberger）的《金融經濟學基礎》（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Economics）一書外，我特地寫了一篇“金融經濟學評述”的文章，盡可能地不用數學語言，努力使國内的文科學者看得懂。

我把寫好的文章發給黃老師，并建議他領銜來和我聯名發表這篇文章。這顯然有點狐假虎威的意思，目的自然是希望能比較有力和順暢地引進這一新理論。因為當時已出版了幾部國内金融學家寫的冠名為“金融經濟學”的書，但内容依然是講貨币理論。

黃老師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我的建議，這自然是基于他的學術道德理念：不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絕不在發表時署名。但他還是重視這項工作，把這篇文章給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中青年教師讨論。在海南的一次研讨會的會下閑聊時，他很親切地對我表示贊許這項工作，認為确實很有意思，尤其是還講清楚了期權定價模型實際上是标的資産和無風險證券一道動态複制的結果，以此幫助他解決了對期權定價公式在理解上的疑惑。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經濟學動态》雜志上，我還将它作為附錄收進所翻譯的《金融經濟學基礎》一書中。對于我們在清華的辦學方式，他也給予認同。我聽說他對時任清華校長的王大中教授說：“你們這樣辦金融專業，也是一種路子。”對于我的工作，這是很大的鼓勵。

後來，我特地編寫了一本《金融經濟學導論》的教材。經黃老師的嫡傳弟子，時任中央财經大學校長的王廣謙教授的推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為“十五”和“十一五”的國家規劃教材出版。

按照美西方商學院的路子建設金融學科，除了清華經管學院，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建立得也很早，隻比清華稍晚。另外還有像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等也都是如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央财經大學，也都按照此路子建立了金融辦學的實驗班。國内金融學科的現代化建設，已經迅速地與國際接軌。得力于一批海歸學者回國效力，現代化金融學科在中國已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黃老師随即提出了“廣義金融學”的理念，力圖将以貨币理論為主體的國内的所謂“傳統金融學”和以風險問題為核心的國際的所謂“現代金融學”整合到一起。這可以說是他在還能工作的最後歲月所進行的努力。囯内也有部分著名金融學家（如剛故去的曹鳳歧教授等）為之響應主張“貨币金融學”的理念。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不過，從學術理論的嚴謹出發，需要指出的是，這裡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金融經濟學的估值與定價理論中，無風險利率是外生變量。如果要建立貨币與金融的統一的模型，需要将無風險利率内生化，變成理論模型的内生變量。這在實踐中的含義就是，利率基準不是由中央銀行的貨币政策來調控，而是由貨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供需關系自動生成。目前國際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與建立利率市場和資本市場統一的一般均衡理論還有距離。現在，有關貨币和金融的理論模型，講的還是局部均衡而不是一般均衡。所以，貨币和金融統一的理論，迄今尚未建立完成。

黃老師有衆多弟子，在學術圈内，他的親傳弟子王廣謙、陳雨露等已是著名的金融學家和金融教育家；他的隔山弟子如李揚、吳曉求等都已是享有盛名的金融學家。吳曉求主持的“資本市場論壇”已經舉辦了近三十次，對中國股市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除了學術界，在政府、監管部門和銀行金融業界，有許多著名人士（如謝平等）都曾受教于黃老師。這些當年還是中青年的金融大伽們，對金融工程和金融經濟學引入中國，都采取了歡迎的态度并起到積極推動的作用。例如王廣謙教授，在長期領導中央财經大學時創辦的金融工程本科專業（清華、北大等校的管理學院限于本科教學規模都未辦本科金融工程專業）在國内教學評估中排名第一。

金融學術界對我的工作也給予了公道的評價和鼓勵。前年（2021年）我亦被授予了“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這個獎項是劉鴻儒老師創立的，第一屆的授獎就頒發給了黃老師。我已把所獲獎金稅後80萬人民币全額捐贈給了曾經培養我的中學，設立獎學金獎鼓勵青年學子未來為中國金融學科的發展作貢獻。

引進和建設具有先進性的與國際接軌的學科體系固然是有價值的工作，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服務。我們引進的金融學科教學科研體系，是按照美國商學院的辦學模式建立的，雖然适合于發展市場經濟的普适性要求，但同時受制于美國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例如，美國的金融體系是以直接融資為主體的，所以在金融學科的教學内容中，強調投資銀行和資本市場業務；而中國是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體，同時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從而金融的總體結構并不相同。美國的經濟基礎中，私人資本占主導地位；在中國，除了積極鼓勵和支持私人資本的發展外，全體人民享有權益的國有資本發揮着重要作用。社會制度不同，政治治理模式不同，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結構不同，文化傳承不同，所以金融辦學照搬照抄美國肯定是行不通的。吸收美西方金融辦學治學中的先進成份，建設适合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金融學科體系，是中國金融學界不可推卸的曆史使命，也是黃老師最近十多年來一直寄希望于後輩金融學人的。

需要關注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不同學科的相互滲透提升到嶄新的高度，尤其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發展将産生重大的影響，數字貨币的出現可能孕育着新的貨币理論，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不同領域的滲透更是不容忽視。人工智能的機器深度學習已經在量化投資的研究中發揮作用，而且成為新的學術研究方向。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後發優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強大的國家資本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幾千年深厚的文化積澱所體現的道德力量，都将支持中國一代又一代的金融學者在借鑒吸收西方金融治學中先進的内容和方法論的同時，密切結合中國國情，創建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金融學科，并在探索經濟金融普适性理論方面，搶占學術高地，引領國際研究的潮流。

黃老師走了，帶着他彪炳史冊的曆史功績和後輩的崇敬走了。對于中國金融學科的發展，不僅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揭開了新時代的序幕。

編輯：張曉雪

審核：衛敏麗